书法是中华艺术的瑰宝。其生产与发展的功史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即秦汉以前，为汉字的“造字时期”；汉代到唐代，为“造形时代”； 唐代以后，汉字诸体都有了标准形式，书法家只在汉字字体的共同规范下，追求汉字形体美的个性化，称之为“风格时代”。篆书作为中国书法的一种，它起源于西 周末年，东周时在秦国一带流行，至秦始皇时达到鼎盛，汉代开始衰退。这三个时期的篆书风格有较大差异，东周时的篆书称为大篆，秦始皇时称为小篆，汉代的称 为汉篆。

    大篆，小篆的对称，狭义专指籀文，广义指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和春秋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。存世有铸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（公元前828年—公元前802年）的毛公鼎上的铭文。

    小篆，也叫秦篆，秦代通行的文字，是在籀文的基础上发展形成，字体匀圆齐整，较大篆简化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采纳李斯的意见，推行统一文字的政策，以小篆为正字，淘汰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，对汉字的规范起了很大作用。存世有《琅琊台刻石》和《泰山刻石》残石。

    篆书是大篆、小篆的统称。大篆指甲骨文、金文、籀文、六国文字，它们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。小篆也称“秦篆”，是秦国的通用文字，大篆的简化字体，其特点是形体匀称齐整、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。在汉文字发展史上，它是大篆由隶、楷之间的过渡。     

    毛公鼎——画面篆体文字选取自铸造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（公元前828年—公元前802年）的毛公鼎上的铭文。

    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（1850年）于陕西宝鸡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出土。因制器者为毛国的毛公，因而得名。该鼎系青铜铸造，通高53.8厘米，腹深27.8厘米，口径47.9厘米，腹围145厘米，重达34.7公斤。器形作大口，半球状深腹，獸蹄形足。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，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，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、古雅朴素，标志着西周晚期，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，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。该鼎出土后，于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，在民间流传多年，曾数易其手。1946年时藏者陈咏仁将宝鼎捐献给当时的南京政府，归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。解放前又被运往台湾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。  

    毛公鼎腹部的内壁上，铸有32行499字铭文，乃现存最长的铭文，是周初太史所作的诰命，为传世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作品。铭文记录了宣王的叔父毛公襄佐周天子，受天子之命全权治理国家，后经天子赏赐而制此器的史实。全文分为三段，第一段，论述毛公为卿 士的情况，第二段述及毛公为诸侯时的情况，第三段叙述毛公为司马时的史实。最后记述周天子赏赐的财物。全篇文字再现了宣王中兴，选贤任能，而能者忠诚于王的情景。毛公鼎的铭文字体属于大篆，其书法风格浑厚，瘦劲流畅，气度轩昂井然，笔力沉雄，凝重而不失典雅，布局妥帖，充满了理性色彩，为金文精品。毛公鼎上刻的铭文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，是西周青铜器之最，相当具有研究价值。

    《泰山刻石》系泰山现存最早的石刻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东巡泰山，行封禅之礼，后立此碑以记之。碑石四面刻字，其余三面为始皇功德铭，共144字；一面为秦二世胡亥于二世元年（公元前209年）东巡时加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，共78字。刻石四面广狭不等， 刻字22行，每行12字，全文222字。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。原石立于泰岳之顶玉女池，后历经变迁，现移至山东泰安岱庙东御座大殿露台前西侧。1928年修筑一座门式碑龛，建国后，于碑龛正面镶装玻璃保护。

    泰山刻石名闻遐迩。历代前来棰拓者太多，所以早在宋代，原石就被棰拓致残。后又复遭大劫，残石散落，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，即“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”，又称“泰山十字”。其中“臣去疾臣请矣臣”7字完整，“斯昧死”3字残缺。

    泰山刻石的书法，历代被奉为小篆圭臬。它是在大篆（金文）和籀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，其结构特点是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，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，字呈长方形，线条圆润流畅，疏密匀称，用笔沉着凝重，笔画有劲厚实，给人以端庄肃穆的感觉。唐张怀称颂李斯的小篆是：“画如铁石，字若飞动”，“骨气丰匀，方圆妙绝”。